如果你以为学校里最离谱的事顶多是老师没收手机、学生在作文里写“我爸是孙悟空”东莞股票配资，那你显然低估了现实的“编剧水平”。
这是一条让人看完想把手机放下、望天发呆三分钟的新闻：
一位年仅26岁的女性教师，被监管机构认定为“长期、精心策划的欺骗者”，因为她让小学老师和孩子们相信——她得了绝症、做了手术、截了肢、进了ICU、只剩六个月生命……最后甚至“死了”。
结果呢？她不仅没死，还在别的地方过快乐人生。
来看看今日份女主——Lara Simpson。
这场荒诞剧的开场，是在现实的毕业季里。
2021年5月，在位于苏格兰的邓迪大学（Dundee University）里，Lara拿到了小学教育（Primary Education）一等学位（first-class degree），即将毕业。
就在她准备从校园走向讲台的那一刻，她开始“写剧本”——对一所她在大学期间实习过的邓迪当地小学的教职员工和学生宣称：她患上了白血病。
注意，不是“我身体不舒服”，不是“我得了病要请假”，而是直接上强度，绝症开局。
更夸张的是，她不是说完就走，而是连续两年把“细节”堆满。
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她为了让谎言“可信”，会以各种“造型”出现：
戴假发，拄拐杖，鼻子里插着呼吸管，甚至有一次她坐在轮椅上，还带着一条假肢，而这些“医疗装置”与“身体状态”，调查后来认定：她并不需要。
她不仅演给成人看，还演给孩子看——这才是最让人背脊发凉的部分：她让老师和学生持续接收“令人痛苦的更新”。
Lara向他们讲述的“剧情更新”包括虚构的手术，虚构的截肢，虚构的医学试验，虚构的进入重症监护，虚构的医生告知只剩六个月可活……
她甚至制作并发送了一段假的名为“Stand Up 2 Cancer”的公益视频，发给了一些前同事，同时，她还会给学生发邮件，更新她“癌症治疗”的情况。
从传播角度看，这已经不是“撒谎”，更像一场“系统性叙事运营”，道具到位、剧情推进、持续输出、情绪引导，甚至还有“互动环节”。
到了2022年，她又对前同事说：她的癌症“已经无法治愈”，而她准备在生命最后几个月里结婚。
接下来，Lara不仅官宣了婚礼，还进一步把周围的人拉进“剧情沉浸式体验”：
邀请同事参加这场虚构的婚礼，邀请一名学生当她的伴娘，还贴心给这名女孩寄了一条伴娘裙。
到这里，已经不是普通的“谎言”，而是对儿童和教育场域的情感操控。你让一个小学生当伴娘——那孩子会把这件事当成很长很长时间里“最郑重的记忆”。
而这段记忆，后来被证明，是假的。
同年晚些时候，Lara又抛出一个高能情节，声称自己要被空中救护转送到医院。
这条信息促使一些老师和学生真的跑去医院的停机坪等她。
想象一下那个画面：一群人带着担忧、带着紧张、带着“她真的快不行了”的心理准备，在停机坪等一个“并不会出现的病人”。
这种心理真的很难理解……
骗局的高潮发生在2023年3月。
Lara选择了最极端的方式收尾，她假扮成自己的亲属，给同事发邮件宣布：癌症夺走了她的生命。
这还没完。
她继续假扮“亲属”，做了几件极其具体、极其细节化的事。
提供关于她“死亡”的细节，向同事索要悼念文字，说要用于她的“葬礼”，给同事一个转寄地址，说大家可以把想送她的礼物寄过去，就这样，同事们不仅被告知她死了，还被邀请参与“葬礼内容制作”。
如果把“残酷”写成一张图，这里就是那张图的最深色块。
而这场谎言最终崩塌，不是靠高科技，也不是靠心理侧写，而是靠一条非常朴素的规律：
活人很难永远躲着不见人。
Lara后来搬回家乡，苏格兰的瑟索（Thurso）。
在2023年6月，她加入了当地一个Parkrun跑步团体，并出现在社交媒体照片里，而这距离她“假扮亲属宣布自己死亡”，只过去了三个月。
然后，一个“鹰眼同事”出现了：
一位以前在邓迪共事的同事看到照片，认出了她，向监管机构举报。举报者当时的内心独白大概是：“不会吧？她不是只剩一条腿吗？她不是已经死了吗？”
举报之后，监管机构开始调查。这里的时间线细节报道也给得很满：
2023年末，教学监管部门启动调查，调查期间收集了老师和家长的陈述，2024年3月，对Lara发出一份临时限制令，但这份限制令并不阻止她继续教学，只是阻止她在调查期间跳槽到新学校。
也就是说：在被调查期间，她依然可以在原岗位继续接触孩子。
还有更让人震惊的一条，等监管调查真正开始时，她已经完成了试用/见习期，并且已经成为的在职小学教师。
她在调查期间继续为地方政府工作，直到今年才离职——离职的原因是监管机构最终裁定她应被吊销注册资格。
苏格兰教师总委员会（GTCS）的裁决文件确认：Lara承认整件事都是编的，并被从教师注册名册中除名至少两年。
监管机构的理由也写得很重：她的行为是长期且复杂/精心的欺骗，这严重违反了教师职业所要求的专业性、诚实与正直。
按理说，做到这一步应该“社会性封杀”了，可最扎心的一点出现了：
GTCS接受了她律师的匿名申请，决定不公开她身份。官方逻辑是公开身份可能“损害监管程序的公正性与完整性”，并“对儿童和成人造成真实伤害”。
结果就是：她在被“保护”之下，仍能换一种方式继续接触儿童。
直到《星期日邮报》把她的名字挖出来，家长和公众才知道：原来这位“曾经宣布自己死亡的老师”，现在就在某个地方给孩子上课。
报道披露，她现在经营着一家舞蹈学校，名为LAS Dance Collective，学校里最小的儿童为3岁。
她还参加过体育领域的儿童福祉与保护课程，她的舞蹈业务被地方政府作为活力校园项目的一部分在网上推广，鼓励家长送孩子去，一所瑟索当地小学也在社交媒体上推广她的新业务，她甚至被允许使用学校场地：在周三晚上开成人尊巴（Zumba）课程。
没有任何地方，提到她过去发生的一切。
当媒体最终找到她本人时，她的回应极其简单。
“那不是我，无可奉告”。
随后，那所小学和政府机构，悄悄删除了所有与她相关的宣传内容。
故事写到这里，其实已经没有反转了。她换了身份，换了城市，换了招牌，却依旧站在孩子们的世界里。但它留下的问题，才刚刚浮出水面。
Ref：
https://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15316717/Cruel-teacher-children.html
文｜闪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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