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毕业刚工作的时候，我所在的新媒体公司是深圳的行业头部，我惊讶于全公司包括老板在内一百多号人都是90后。
如今是25年7月，我也失业已满一年。
但是，打开各大社交媒体，大数据仍然在推送“做自媒体是普通人翻身最快的路子”。
看看我自己，我今年27，女朋友25，两个人全身的钱加起来只够再交一个月房租。
看来，新媒体人的中年危机到不了35岁，作为其分支的自媒体也不是救命稻草。
以下是我的自述：
文| 小土
编辑 | 卓然
入场
和大部分互联网人的经典开局一样，我入行的原因也是招聘信息上的“专业不限”——那时的新媒体正值风口浪尖，无人在意你的学历背景。
展开剩余92%那时的微信公众号如日中天，公司的几个账号都是日更，几乎每篇都是真实数据10W+。
我的工作是原创文字内容，配上画面脚本，然后交给插画师绘制画面，做出的文章叫做“条漫”，账号的类型叫条漫号。
经过几个月的适应，我从一开始的每天都想离职，到每个月绩效第一，终于站稳了脚，开始期待升职加薪当领导。
加薪是加了，因为当时有明确制度，一年两次的调薪我每次都拿到最高额度。至于升职，我似乎是排了半天队，轮到自己时碰巧售罄的那批。
原本部门的人员结构是编辑-副主编-主编-总监，22年开始逐渐撤销了副主编和总监，主编没有向上晋升的空间，自然也腾不出空给编辑。
我对此其实没有太大意见，因为大部分打工人只在乎能拿到多少钱、干得累不累。工资比同事高，还不用像主编一样整天开会、见领导、协调工作，倒也自在。
于是我把唯一的重心放在内容上，刚工作时能力达不到，只想着快点出稿完成KPI，稳定下来之后想写出好的内容，让读者和自己都满意。
我做出了一些成绩，成为领导和同事眼里最可靠的那个，但时间没有放过新媒体。
互联网行业的人员流动性很大，身边的同事换了一拨又一拨。或许是预测到公众号的没落，比我资历老的两个编辑很早就转岗，后来离职去其他公司了。
最夸张的时候全组编辑只剩我一个是老人，其他几个都入职不到半年。感觉自己像固定刷新在工位上的NPC，每个新人都向我请教经验，有一种《重生之我在新手村练到满级成为大魔王》的感觉。
后疫情时代的23年，公众号部门已经从频繁换人变成了持续减员，编辑和插画都在经历一场不可预知的狼人杀，我旁边的工位在送走一位00后女生之后再也没有迎来下一位嘉宾。
到了年底，部门原本的三个组合并成两个组，我负责两个账号的内容，升级成了怀旧服新手村大魔王plus。
彼时部门的人员配置已经精简到几乎裁无可裁，留下来的都是共事了几年的老同事。
和刚开始裁员时的“微焦虑”不同，大家逐渐佛系，因为除非老板不做公众号了，否则也就维持这样了。
公众号的数据的确在三年内快速下滑，但广告客户的数量和单价下滑要慢得多，这或许就是上学时书上说的市场经济的滞后性。
扣除我们的工资成本，公众号仍然能给老板带来正收益，这也是为什么大家都不觉得老板会在短时间内放弃它。
但正如电视剧里皇上最忌讳被人揣测出心意，如果你我牛马能预测老板的想法，那我们就不是给人打工的了。
离场
把时间线拉回21-22年，老板对短视频发起探索，陆续从公众号部门抽调了一些人手组建抖音和小红书团队。
一年后我发现了一个规律：转去做抖音的同事有着共同且唯一的结局——离职。
内部抽调已然无法满足日益扩张的规模，大量博主、摄影师、运营等入职了公司，那时抖音团队的位置就在公众号部门前面。
公司的前半部分每天锣鼓喧天，讨论热烈，博主换着妆造跑来跑去，摄影和运营对着屏幕手舞足蹈；而在后半部分，一群人坐在电脑后面安静但兴趣盎然地注视着一切。
和当年的公众号不同，22-23年的短视频赛道已经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前方的抖音项目组平均三个月换一批人，每次新人来的时候，上一个博主不要的衣服化妆品还堆在工位周围。
彼时全国的MCN公司如雨后春笋，相比之下做大做强的头部账号屈指可数。人员频繁流动实属正常，毕竟这就是互联网，这就是新媒体。
随着公司重心的转移，抖音和小红书部门日渐庞大，也能看到有不少商单。
但据我所知并没有体量太大的账号，也没有出圈的爆款，至少和当年的公众号比，他们没有我们火。
或许这是作为公众号一方的我嘴硬，但这最后的倔强也不是没有依据，毕竟除了裁员，这两年公司在其他方面也在坚持节流，想必是在开源上不太顺利。
有一个关于互联网公司的古早梗：看一个公司好不好就看公司的纸巾。
我入职时抽纸堆在公司茶水间随便拿，两年后改为到前台领取，一次一包。当然，没有离谱到一些网友分享的那种需要登记的程度。
我不太理解的部分是关于纸巾的好兄弟：垃圾袋。
即便在还没找到工作的今天，我也从未让家里的垃圾桶着过凉。你可能很难想象一个几百平米的办公室，垃圾袋长期短缺，让公司保洁阿姨都感到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记得当时我跟同事打趣道：如果将来哪天公司上市了，一定是归功于少买垃圾袋节省下来的钱。
至于下午茶零食和生日会等缩水，影响同样不大。而年终奖，我在职不到4年，总共只拿过一次。
第一年我在试用期，没有年终奖，公司开了年会，抽奖抽到一支口红，和女同事换了个蓝牙音箱。年后开工红包100。
第二年拿了年终奖，不到一个月工资。括弧，当然是年后才发的，括弧完。公司开了年会，抽到安慰奖红包一个，内含10元。年后开工红包10元。
第三年没开年会，没有年终奖，年后开工红包5元。
第四年没开年会，没有年终奖，年后开工红包5元。
在这样的环境下，我和同事们最后的叛逆是把五元钞票粘在工位隔板上长期展示。
不过其中某一年（具体是23还是24年记不清了），准确来说其实并不是没发年终奖，而是公众号部门没发年终奖，有些部门是发了的。
至于我为什么会知道，因为发这个年终奖的时间是上班时间，地点是公司会议室。会议室里人声鼎沸，充满了快活的氛围。
人类的悲欢各不相通，坐在20米外工位的我们只觉得吵闹。这一幕的艺术成分，大概有三四层楼那么高。
即便已经离职一年，我仍未想通这样做的目的。私下发不让我们知道，也就不会有什么不平衡。如此高调难道只为羞辱一番我们这些“旧时代的残党”。
时间线回到24年5月的某个下午，我们被通知“公司业务调整”。公众号部门将不复存在，组内人员几乎一个不留。
我们最后这批人，此前见惯了公司的人员优化效率，因此也并没有太大反应，轮流前去光速签字，带着N+1当天离职走人。
唯一不理解的部分，就是前面说的，没想到老板真的会彻底不做还有营收能力的公众号了。
收拾物品和格式化电脑时我没有做任何拍摄记录。有这个意识是因为新媒体人的职业病，没有做是因为彼时的“离职博主”自媒体赛道同样人满为患。
当年的一曲蓝莲花，配上“青春没有售价，硬座直达拉萨”的文案，催生了大量互联网离职博主，只是如今大部分或许都回北上广深上班了。
尝试返场
离职的当天晚上我有过短暂的焦虑，但看到银行卡的余额，这种焦虑很快烟消云散。
二十多年的人生中，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多钱。
此前我没有存钱的习惯，因此除了每个月发工资的那天，这是我的银行卡里第一次出现五位数。
离职的第一个月，我和同事们聚会了几次，互相又把这几年公司的八卦翻了个底朝天。
之后的两个月，忙着帮女朋友搬家，把她之前租的房子退租，搬到我租的房子，然后换家具、重新装饰一番。
秋天我们去外地玩了两次、参加朋友的婚礼、看了一堆电视剧和电影、花了大量时间在各自的爱好上、每天研究晚饭做什么。
人一旦上瘾就很难停下，我对这样的“退休生活”上瘾了。
有时会在一笔大额开销后猛地打开掌上银行看一眼余额，想着明天不点奶茶了，然后光速原谅自己。
其实在很多个节点，我都想着要去找工作了，但上有对策下有对策，仿佛左脑攻击右脑一般，我总能找到相应的理由拖延下去。又或者是工作的这几年经历了太多DDL，现在终于开始了对DDL迟来的叛逆。
7月的时候，作为一名资深球迷，我说等欧洲杯踢完就找工作。
9月10月在外面玩，我说等深圳天凉快了就找工作。
12月天凉快了，我说年底没有好工作，年后再找吧。
值得一提的是，不上班的日子并非一无是处，离职大半年后，我的“工作病”痊愈了。
互联网一项广为流传的共识是：不上班之后身体和气色会变好、脾气也会变好，有一种肖申克从阴暗下水道爬出来重见广阔天地的美好。
大概是毕业工作的半年后，我开始出现不定期的头痛，每次持续几天。如果要对其程度做一个描述，大概是老三国里的曹操、甄环转里的宜修，或者胡军版朱元璋里的朱标。
在百度看病和布洛芬治病无果后，我前后去了三次医院，看了三个科室（急诊、神经科、内科），收获了新媒体版三顾茅庐的传奇经历。
三个科室给出的诊断分别是偏头痛、三叉神经痛、丛集性头痛、情绪性头痛。（其中某个科室给出了两种可能）
几种不同的药物没能起到效果，我不再纠结自己到底得的是哪一种头痛，毕竟理论上大部分头痛和口腔溃疡一样，属于“无法有效治疗”的“绝症”。
而我无法忘记的是给出情绪性头痛诊断的那位主任医师，问诊时给我把了脉，搭上我手腕大概五秒左右，他便问我是不是工作压力比较大，总是费脑思考；那一刻我对中医的敬畏程度达到了顶峰。
后来每年我都会犯病几次，每次也没别的，就是硬抗。直到去年冬天，我发现自己再也没犯过头痛。“离职”先生真乃神医也。
年后春暖花开，告急的银行卡余额让我和女朋友不得不真的着手准备找工作。
用春暖花开也许并不恰当，因为2024年的深圳根本就没冷过（广东的冬季一般是12-2月，其他时间是夏季）。
作为一个在深圳生活了20多年的人，我第一次遇到整年没有冷过的情况，最低温度的那几天也不过短袖外面加件外套。
所以24年冬天的极端气候一度让我怀疑世界末日要到了，直到年后找工作我才恍然大悟：是新媒体寒冬把冷空气都吸走了。
当我做好简历打开招聘软件，浏览一番之后得出了结论：新媒体的岗位，质量断崖下滑。
首先是我的老本行编辑岗，微信公众号的衰落和AI的发展取消了大部分岗位，很多公司不再需要运营公众号，或者使用AI生成的文案简单应付，我此前坚持的所谓有质量有灵魂的原创内容，似乎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弃子。
放宽到短视频和其他新媒体方向，招聘软件上的岗位大概有以下共同点：
1.一个岗位同时负责微信微博抖音小红书快手头条知乎等所有平台。
2.一个岗位同时要求文案写作、摄影、图片后期、视频剪辑、做PPT、做excel、公文发言稿写作、采访、发展客户等各种能力。
3.需要在接近0成本的情况下从0到1做账号，要求粉丝和流量增长，产品销量增加。
4.薪资待遇水分严重，互联网教会了用人单位把工资拆解成几部分，一看标题一万五，实际到手七八千。
复盘
放在相亲市场上，这叫许愿；放在就业市场上，这个就叫新媒体。
35岁失业的程序员已经是上个时代的互联网难民，如今25岁的新媒体人想找一份新工作，要么工资腰斩，要么一人分饰多角。
大部分公司更愿意频繁更换价格低廉、吃苦耐劳的大学生，而不是有工作经验和社会经验、挑三拣四不好应付的成熟新媒体人。
“高中地理课本上的‘优势是廉价劳动力’，多年后发现竟是自己，年少的子弹如今正中眉心。”这句话近两年很火，不知是谁第一个反应过来这一点，但一边狠狠共情，一边把它传遍网络的，一定又是新媒体人。
2025年的新媒体工作者，尤其是微信行业，像极了超市晚上关门前的生鲜柜台，叠满了buff。
一边是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的资源：公司多、行业发达、热度高；一边是求职和招聘之间的沟壑：工资谈不拢、工作内容谈不拢、绩效KPI谈不拢、你不干有的是人干。
晚上打折的肉其实早上刚屠宰，但如果不降价卖掉只能进回收站垃圾桶。25岁的新媒体人也不老，但不大幅降低要求的话，或许真的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以前只觉得晚上在钱大妈提前一个小时抢好东西等着一小时后结账的人群不可思议，现在我也想去试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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